您的位置:首页 >投资 >

南方音乐与初唐宫廷诗的艺术建构

2023-07-31 06:18:35    来源:光明网-《光明日报》

作者:张之为(云南大学文学院副教授)


(资料图片仅供参考)

在经典文学史中,对初唐诗的论述多集中于王杨卢骆等“在野”诗人身上,将其作为此阶段诗歌成就的代表。事实上,宫廷诗不仅是初唐诗坛的主流,亦是连接六朝与盛唐的桥梁,深刻影响着唐诗的发展。学界公认,初唐宫廷诗中南朝风气极重,但其中的作用机制,尚未有清晰阐述。

太宗是初唐文学活动的倡导者,他深谙“虽以武功定天下,终当以文德绥海内”之道,为秦王时即开文学馆,登极后又立弘文馆,聚拢精英文人。作为文化建设的一环,以太宗为首的宫廷诗人组成了一个活跃的创作圈子,引领诗坛风气。宴集向是聚合文人的重要方式,亦是诗歌创作的重要场域。初唐宫廷宴集诗创作频密,这些诗歌中有相当多音乐活动的写实性描述,如太宗《三层阁上置音声》:“隔栋歌尘合,分阶舞影连。声流三处管,响乱一重弦。”杜正伦《玄武门侍宴》:“开轩临禁籞,藉野列芳筵。参差歌管飏,容裔羽旗悬。”凡此等等,不一而足。由此可知,初唐宫廷宴会伴随歌舞表演,乃是一种常态。

唐初宫廷乐的来源,《旧唐书》记载明确,沿袭自隋建立的九部乐:清乐、西凉、龟兹、天竺、康国、疏勒、安国、高丽、礼毕。九部乐中,来自南陈、用吴楚之音的清乐尤受重视。隋文帝已承认其为“华夏正声”,专置清商署以掌之。

唐初君主接收了陈、隋的宫廷音乐系统,也沿袭了相似的音乐品味。前朝覆亡的惨痛教训值得警惕,太宗也采取了一系列正礼乐的举措,声明“古典之废于今者,咸择善而修复。郑声之乱于雅者,并随违而矫正”。不过这更多是一种修明政治的姿态展示,李世民认为“悲欢之情,在于人心,非由乐也”,这种通达与开明营造了比较宽松的文化环境,使得作为前朝旧乐的清商乐能够继续流行。

清商乐的流行有许多佐证。《新唐书》言尉迟敬德晚岁“奏清商乐,自奉养甚厚”,敬德乃北人武夫,却惯以清商乐自娱,可见其风靡。初唐咏物诗大盛,当中多有咏琴、咏笙、咏瑟之作,而琴、笙、瑟正是清商乐的标志性乐器。又方言演唱是许多地方乐种的特征,无独有偶,当时活跃度最高的几位诗人都具有吴语方言背景:虞世南为越州余姚人,褚亮为杭州钱塘人,许敬宗为杭州新城人,此实非偶然。可以明确,来自中国南方的清商乐,在初唐宫廷宴集用乐中占据了重要地位。

清商乐的典型审美特征是“哀”。《隋书》提到,陈后主“于清乐中造《黄鹂留》及《玉树后庭花》《金钗两臂垂》等曲”,“男女唱和,其音甚哀”。同书又记隋炀帝令乐正白明达造《万岁乐》《藏钩乐》《七夕相逢乐》等新声,“掩抑摧藏,哀音断绝”。这说明清乐的代表性风格“哀”,已经渗透入宫廷文化圈,人们对这一审美特征已形成了广泛认同与普遍爱尚。

在唐代,以诗入乐是极为常见的现象。音乐欣赏与诗歌的创作、品析是在相同场合,同一群体中进行的。《唐诗纪事》记载了一个著名故事:中宗幸昆明池赋诗,群臣应制百余篇。上官婉儿奉命选择一首为新翻御制曲,而沈佺期、宋之问之诗“工力悉敌”,经权衡,终选中宋之问的《奉和晦日幸昆明湖应制》,并点评了二诗优劣,申明选择的缘由。这正是初唐宫廷以诗入乐的真实历史情境:赏乐与赏诗并行,二者是同一娱乐行为的两个方面。这必然会导致音乐与诗歌贯彻着类似的艺术风格、审美趣味。

音乐对诗歌的强烈影响,在歌辞中体现得最直接、鲜明。以长孙无忌《新曲》其一为例:“侬阿家住朝歌下,早传名。结伴来游淇水上,旧长情。玉佩金钿随步远,云罗雾縠逐风轻。转目机心悬自许,何须更待听琴声。”这首诗有一种微妙的不和谐感,“侬阿”应作“阿侬”,乃吴地自称之语,但这位江南口音的女子却自称家住“朝歌”下、“淇水”边,这都是典型中原地理意象。诗歌语言雕琢,虽不至晦涩,但已经失去了民歌发语天真的自然美感,尤其是句首用南方方言口语,与全诗的意象配置格格不入,带有明显的模仿南方民歌的痕迹。虽然歌辞调名已失,难以确切追究音乐属性,但清商乐影响的痕迹,斑斑可见。又如《大酺乐》,乃是朝堂燕飨用乐,然而《乐府诗集》记其所配之辞却作:“泪滴珠难尽,容残玉易销。傥随明月去,莫道梦魂遥。”可以看出,对“哀”这一审美格调的爱尚已经形成强势的文化氛围,反映到诗歌创作中,则表现为清绮的文风。

《隋书·文学传序》概括前代“南北词人得失之大较”,提出“各去所短,合其两长”,以达“文质彬彬,尽善尽美”的理想,指示了唐诗的发展方向。然而,这仅是理论层面的认识,尚缺乏明晰的实践路径。同一个时代的诗人对于诗歌的美感往往有着共同的体认,如何实现这种诗歌美感的努力,是透视问题的关键。

当时诗坛上,虞世南、褚亮、许敬宗是最具代表性的作家,但此三人在前朝就受过严格的写作训练,技术成熟,自我沿袭性很强。与他们相比,李世民是一个更适宜的考察对象,原因有三:首先,李世民是宫廷文学活动的倡导者、组织者与中心人物,创作活跃,存诗亦多;其次,从生活经历看,李世民没有像虞、褚、许那样在早期就接种了“南朝基因”,更能反映出时代风气的影响;再次,诗歌创作会受到环境的影响,馆阁之臣的宫廷制作大多受到应制、唱和既定程式的限制,而李世民以帝王之尊,创作自由度大得多。消解了其他干扰之后,“如何实现诗歌美感经营”这一因素便清晰凸显。

太宗有一首《咏风》:“萧条起关塞,摇飏下蓬瀛。拂林花乱彩,响谷鸟分声。披云罗影散,泛水织文生。劳歌大风曲,威加四海清。”《全唐诗·诗人小传》评曰:“有唐三百年风雅之盛,帝实有以启之焉。”诗中流露出一代雄主强烈的自我意识,这在不见性情的唐初诗坛,确然可贵。但是,此诗的首尾两联与颔联、颈联完全是分裂的,梗概多气与清绮浮靡被生硬地嵌合到一起,颔颈两联的描写性对句带有强烈的南方气质,无法与首句领起的风格、末句抒发的情致统一,共同建构起和谐的艺术境界。就诗歌创作而言,《咏风》可以说是一首失败之作,但这恰使得它成为一个绝佳样本,显示出对当代诗歌美感认同的强烈回应:欣赏清绮、纤弱之美,具体的技术手法是在颔联、颈联中以精美的赋法体物,呈现为巧妙的、形成偶对的意象组合。

初唐是律诗定型的关键时期。这一时期对诗歌美感的体认,以及如何经营这种美感的技术磨炼,深刻地影响了唐诗的发展。在更有创造力、更具灵性的诗人手中,从虞世南到沈佺期、宋之问,再到王维,它被发扬光大,成为一种审美范式和文学传统,形成了唐诗中“雅诗”一路。

初唐沿袭南朝诗风的内在机制,在于其诗歌创作是嵌合在一套更大的艺术体系之中的,文学仅是其中的一个组成部分。诗与乐互相嵌合,建构为稳固的艺术体系,朝代改易,两者却未曾剥离。这套艺术系统源自南朝,经过隋的整合加工,被初唐宫廷比较完整地接收下来。初唐宫廷诗的创作活动,就是在这一体系中运行的。由此,清商乐独具特色的审美风格渗透到了诗歌创作中,引导了其艺术风格的形成。在唐诗发展的最初数十年,仍以沿袭南朝风气为主,有其必然性。这也解释了为何初唐诗歌最重大的新变,不是在宫廷内部产生,而是在这套系统之外的四杰等“在野”诗人的手中完成的。

《光明日报》(2023年07月31日 13版)

关键词:

相关阅读